反卫星武器（ASAT）：对太空安全的威胁与国际法

没有任何条约明文禁止常规反卫星（ASAT）武器。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仅禁止在轨道上部署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不涉及各国今天实际试验的动能、定向能或共轨系统。这一空白正是太空安全问题的核心。2024年，这一空白进一步扩大：美国披露俄罗斯正在研发一种核反卫星能力，随后俄罗斯否决了一项旨在重申该条约既有规则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什么是反卫星（ASAT）武器？

反卫星武器是指为使在轨卫星失效、降级或摧毁而设计的系统。它们处于国家安全战略、商业太空活动与国际法的交汇点，已成为各国政府、运营商、保险公司和法律顾问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由于卫星支撑着导航、通信、气象预报、金融结算和军事指挥，对太空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波及地球上民用与军用生活的方方面面。

反卫星能力大致可分为三类：

• 动能反卫星武器。这类武器依靠物理碰撞——通常是一枚导弹或拦截器——撞击并击碎目标卫星。它们是破坏性最强的类型，因为撞击会散布出数千块碎片。仅中国2007年的一次试验就产生了3000多块可被追踪的碎片，至今仍构成危害。
• 定向能反卫星武器。这类武器使用激光、高功率微波或其他电磁能量，使卫星的传感器和电子设备致盲、受扰或烧毁，通常不产生碎片。其效果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永久的，且更难溯源归因。
• 共轨与新兴系统。可机动的微型卫星能够接近目标，并在物理上或电子上对其进行干扰。网络入侵和人工智能辅助瞄准是日益重要的非动能层面，能够在完全不触碰卫星的情况下夺取其控制权或欺骗其信号。

主要反卫星类型的比较

由于这三类武器产生的碎片量和溯源难度差别极大，法律与政策的应对方式也因类型而大不相同。

反卫星武器发展简史

反卫星研究并非新事物。作为冷战时期争夺战略优势这一更广泛博弈的一部分，美国和苏联在20世纪60、70年代都推进过反卫星计划。发生变化的是有能力的行为体数量增多，以及演示试验的真实程度提高。

少数几次引人注目的试验塑造了现代的辩论：

• 中国，2007年——在一次动能试验中摧毁了本国一颗气象卫星（风云一号C），造成了太空时代单次规模最大的碎片云，超过3000块可追踪碎片。
• 美国，2008年——拦截了一颗发生故障的卫星（USA-193，"燃霜行动"），官方将其描述为安全措施，但普遍被解读为一次能力展示。
• 印度，2019年（"沙克提任务"）——在近地轨道摧毁了一颗卫星，加入了已演示动能反卫星能力的少数国家行列。
• 俄罗斯，2021年——用一枚直接上升式导弹击中了本国已报废的"宇宙-1408"卫星，产生了1500多块可追踪碎片，并迫使国际空间站乘组人员到对接的飞船内避险。俄罗斯还推进了定向能和共轨方面的活动。

每一次试验都提升了本国能力，同时加剧了如今整个太空界共同面临的长期碎片与信任问题。其中"宇宙-1408"撞击事件尤其成为现代标志性案例，说明单次试验如何危及载人航天。

2024年的转折点：核反卫星指控与一次联合国否决

最重要的近期进展并非一次新的武器试验，而是一次外交破裂。2024年2月，美国公开披露了一份情报评估，称俄罗斯正在研发一种核反卫星能力——这种武器若被部署到轨道上，将违反《外层空间条约》的核心禁令。

作为回应，美国和日本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一项决议，本将重申第四条，并呼吁所有国家不研发为轨道部署而设计的核武器。2024年4月24日，该决议未获通过：13个成员国投赞成票，中国弃权，俄罗斯行使否决权。俄罗斯辩称，该案文仅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非太空中的一切武器，因此走得不够远。

实际效果是，本文所述的法律空白并未在收窄。即便只是重申既有规则（更遑论将其延伸至常规反卫星武器），最近这一最清晰的尝试也在安理会被阻挡。对任何关注太空法律前景的人而言，这次否决是当前阶段最重要的一个事实。

反卫星武器为何威胁太空安全

反卫星武器的危险并不限于被击中的那颗卫星。正是其更广泛的后果，使太空安全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问题。

凯斯勒综合症与轨道碎片

动能撞击会产生高速碎片云。每一块碎片又可能与其他物体相撞，在一种被称为"凯斯勒综合症"（Kessler Syndrome）的自我维持级联中产生更多碎片。若发展到极端，这可能使某些轨道区域在数十年内实际上无法使用，影响每一家运营商，无论其国籍如何。

卫星的脆弱性

大多数卫星沿可预测的轨道运行，几乎不具备或完全不具备防御能力。这种可预测性使它们相对容易成为目标，也解释了为什么大量法律与政策应对侧重于威慑和行为规范，而非物理防御。

民用与经济层面的连锁影响

由于民用和军用系统往往共用同一套太空基础设施，一次攻击可能扰乱交通、金融网络、电信和应急响应，其影响远超预定目标。对企业和个人而言，现实风险是服务中断，以及随之而来的责任与保险法律问题。

反卫星武器与国际太空法

太空并非法律真空，但现有的条约框架早于大多数反卫星技术。其核心文书属于国际公法，通过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COPUOS）加以管理。

《外层空间条约》（1967）

《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1967，即《外层空间条约》，OST）是基础。第四条禁止在轨道上部署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将月球和其他天体保留用于和平目的。关键在于，它并未明文禁止常规反卫星武器或在地球轨道上进行此类试验，这正是核心的法律空白。

责任与登记

有两项相关条约对反卫星事件的善后处理至关重要。《空间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1972）确立：发射国对其空间物体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对地球表面或对飞机造成的损害承担绝对责任，对在太空中造成的损害承担过错责任。《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1975）要求各国登记空间物体，从而为溯源归因与问责提供支持。《月球协定》（1979）补充了更多和平利用原则，但批准国有限，没有任何主要航天国家加入。

究竟由谁买单？《责任公约》的局限

1972年《责任公约》听起来颇具保护性，但其运作机制常令许多商业运营商感到意外。它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运作，而非运营商与运营商之间。如果反卫星撞击产生的碎片摧毁了一颗私营卫星，卫星所有人不能依据该公约直接起诉责任国。相反，必须由运营商本国政府承接该索赔并向发射国提出，而且太空中的损害以过错标准衡量，即须证明是谁造成了损害。溯源归因往往是最困难的部分，对于非动能干扰尤其如此。在实务中，这正是为什么大多数运营商依靠合同和保险而非条约来管理其风险敞口。对企业而言，妥善的跨境商事合同——合理分配发射、在轨与第三方风险——通常比公约本身更为重要。

持续存在的空白

该框架留下了一些被新技术暴露出来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 当同一颗卫星同时承担民用和军用角色时，何为和平目的。
• 如何监管同时具有正当用途与武器化用途的军民两用技术。
• 如何就轨道碎片造成的长期环境损害分配责任。
• 如何应对1967年起草者从未设想过的非动能手段，如干扰、激光照射和网络入侵。

太空中的国际人道法

如果反卫星攻击发生在武装冲突期间，国际人道法（IHL）原则上将适用。《日内瓦公约》及其《第一附加议定书》（1977）要求冲突各方遵守区分原则（区分军事目标与民用物体）和比例原则（限制附带的平民损害）。

将这些规则适用于太空十分困难。一颗卫星可能同时服务于军用和民用用户，使区分的界线变得模糊。撞击产生的碎片可能无限期地危及民用太空资产，引出棘手的比例性问题。而溯源归因——即有把握地确知谁实施了一次非动能攻击——往往并不确定，这使任何法律回应都更趋复杂。正是这些张力，让许多专家主张太空法体制需要有针对性的改革，而非单纯依赖类推适用。

政策应对与前路

降低反卫星风险确有切实的推动力，但没有任何具约束力的全球条约禁止常规反卫星武器，而2024年俄罗斯在安理会的否决正说明了这一空白为何持续存在。当前的实质工作是通过软法和单边承诺推进，而非通过可强制执行的协定：

• 获联合国背书的试验暂停机制。多个国家已单方面承诺不进行破坏性、产生碎片的直接上升式反卫星试验，最早由美国于2022年作出承诺。到2023年底，约有37个国家作出了承诺。联合国大会在第A/RES/77/41号决议（2022年12月7日）中对该暂停机制予以认可，该决议以155票赞成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和印度未予支持，且该决议不具法律约束力。
•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OEWG）。联合国一项关于通过负责任行为规范减少太空威胁的进程，一直致力于建立共同预期，尽管达成共识颇为艰难。
• 《阿尔忒弥斯协定》。这是一套由美国主导、关于民用太空活动的原则，已有许多国家签署，与正式条约体系并行地构建行为规范。
• 太空可持续性努力，包括碎片减缓准则以及联合国COPUOS《长期可持续性准则》，以限制新碎片的产生。

对于商业太空运营商、投资者和保险公司而言，这些进展并不抽象。它们塑造着许可条件、责任敞口以及合同上的风险分配。随着私营主体参与太空活动日益增多，法律服务正越来越多地横跨国际公法与日常商业问题——从发射与供应合同到保险与争议解决。您可以进一步了解本所如何为科技及国防相关企业构建在土耳其的外商投资与公司架构。

这些议题如何关系到在土耳其的客户

太空安全听起来或许与日常业务相去甚远，但其背后的法律主题——军民两用技术、损害责任、保险与跨境监管——在现代科技及国防相关行业中反复出现。土耳其是这一领域的积极参与者，在该国境内或经由该国运营的外国投资者和公司，经常以本土形式遇到同样的问题。

土耳其自身的框架

• 土耳其航天局（TUA），根据2018年第23号总统令设立，统筹国家太空活动，表明卫星及太空相关工作如今已置于一套明确的监管结构之内。
• 军民两用出口管制。土耳其是《瓦森纳安排》（Wassenaar Arrangement）的参加国，对军民两用货物和技术实施国家出口管制，这直接影响到经营敏感电子产品、传感器或航空航天部件的外国公司。
• 网络安全监管。卫星和地面段系统属于关键基础设施，因此适用网络规则。请参阅我们关于土耳其第7545号网络安全法的指南，以及外层空间军事化这一更宏观图景。

Lexin Legal 在技术、监管与国际法的这些交汇处为外国客户提供咨询。如果您的业务涉及卫星、电信、军民两用货物或新兴技术，提前为法律框架做好规划——在争议发生之前——正是恰当的时机。请用中文写信向我们说明您的情况：我们以中文与您沟通往来，由一位律师审阅事实；如有需要，可另行安排中文翻译陪同会议。请注意，本所的法律服务以英语和土耳其语提供，不就中文法律代理作出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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